宋志明：实事求是，知行观的凝练表达

实事求是：知行观的凝练表达

　　“实事求是”原本是一个形容词，它的出处在《汉书·河间献王传》，称赞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到后来“实事求是”演变成哲学术语，恰当地表达出中国哲学注重实践的知识论态度，凝练地表达出中国哲学特有的知行观。

一

　　在世界观和人生观方面，中国哲学的基本态度是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传》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里所说的“天”，并不是今天所说的大气层，而是指世界的总体，其中包括地，也包括人在内，跟现代的哲学范畴“世界”或“宇宙”是一个意思。这句话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的积极进取意识，代表了我们先哲在世界观和人生观方面的基本态度。与此相关，中国哲学在知识论方面的基本态度，则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自强不息”的延伸，是由“自强不息”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与“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相一致，决定先哲特别关注现实问题，形成中国哲学注重人生实践这样一种特有的品格。
　　“实事求是”的核心词是“是”。“是”含有智慧、知识、原则、办法、道理、真理等意思，与“非”相对。 “求是”二字最接近古希腊哲学家所说的“爱智慧”，表达了中国哲学家求真务实的人生态度。中国哲学认为，做人“只是为了成就一个是”。“实事求是”的特色在于“实事”这两个字。“实事”就是实践，所以，实事求是也就是注重实践、从实践中获取真知的意思。强调“求是”以“实事”为前提、为目的，这是中国哲学独特的提法，在西方哲学中没有这种提法。按照西方哲学的说法，“求知识”就够了，没有必要牵扯到“实事”。人为什么要“求知识”、“求是”呢？西方哲人的回答就是“哲学起源于好奇”，就是为求知识而求知识，不必抱有实用的目的。在西方，有“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相比较而言，这样的传统在中国恐怕不是那么明显。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哲学家并不从纯粹的理论兴趣出发探求知识，而是把“求是”即探求知识同“实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主张为“实事”而求知识，求那种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知识。
　　在中国古代，“实事”主要是指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古人把这种大事归纳为三条：“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左传·文公七年》）南宋学者蔡沈在注释《尚书·大禹谟》时 ，对三事作了具体的解释：“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货财，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饥不寒之类，所以厚民之生也。”所谓“正德”，就是端正价值观念，接受道德规范的约束，使人们养成良好的道德风尚，维系社会的秩序。所谓“利用”，就是发展生产，改进生产工具，促进商品流通，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所谓“厚生”，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使大家都能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尚书·洪范》把“实事”概括为“五事八政”。“五事”是貌（容貌）、言（言谈）、视（视察）、听（听受）、思（思虑），指的是执政者身心修养方面的事。“八政”是食（管理民食）、货（管理财务）、祀（管理祭祀）、司空（管理住行）、司徒（管理教育）、司寇（管理司法）、宾（接待宾客）、师（治理军务）。《大学》列出四件大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哲学家非常关注这些大事，研究与这些大事相关的哲学问题，为处理好这些大事建言献策。同西方哲学家和印度哲学家相比，中国哲学家都有较强的关心国事民瘼的政治情结。　

二

　　基于重知的传统，西方哲学家特别重视建立理论体系，重视概念的界定和逻辑推理；基于实事求是的重行传统，中国哲学家不怎么看重理论体系的建立，而特别看重理论的实践效果，看重做学问和做人的一致性。翻开中国哲学史，人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哲学家没有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写出许许多多大部头的哲学专著，他们习惯于用短文、札记、书信、语录、注疏等形式表达自己的睿智哲思。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哲学，不过他们的哲学往往不仅仅是表现在语言文字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们的人生实践当中。例如，孔子本人并没有写出什么大部头的宏篇巨著，只有弟子记载他的言行形成的一部不到两万字的《论语》，然而他的言论却是后世儒家心目中的经典，他的行为举止却是后世儒家效法的楷模。孔子也正是因此而获得“世界文化名人”的盛誉。有些研究者常常用看西方哲学的眼光看中国哲学，指责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不够系统、不成体系。其实，该指责正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仅仅从语言文字等表现形式上着眼，没有从内容上把握住中国古代哲学家注重实践的学术特点。如果我们不是停留在表现形式上，而是深入到思想实际中，就应当承认，注重实践恰恰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之一，恰恰是中国哲学值得发扬的优良传统。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哲学不重视建立形式上的体系，而否认其实质上的体系。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比较少作正式的哲学著作。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哲学史资料，大多是为别的目的而写的东西，或者是别人所记录的他们的言语，可以说是东鳞西爪。因此就使人有一种印象，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没有系统。如果是就形式上的系统而言，这种情况是有的，也是相当普遍的。但是形式上的系统不等于实质上的系统。”如果不承认古代哲学家有实质上的系统，等于不承认他们是哲学家，等于不承认中国有哲学。正因为中国哲学的这种特殊性，给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一个任务，就是从过去的哲学家们的没有形式上的系统的资料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找出他的思想体系，用所能看见的一鳞半爪，恢复一条龙出来。在写哲学史中恢复的这条龙，必须尽可能地接近于本来的哲学史中的那条龙的本来面目，不可多也不可少。”[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１册，３７－３８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三

　　基于实事求是的哲学精神，先哲把知识论与实践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中国哲学中特有的知行观。“实事”当然是指人干的事儿，离开人这一主体，无“实事”可言；人干的事儿，用一个字来说，就叫做“行”。在“是”中，就有“知”的意思。“知识”这个词是外来语，来自于佛教，在古汉语中没有出现“知识”这个词。“是”也有“对”的意思，不仅关涉知识论域，同时也关涉价值论域。“是”还有“真理”的意思。“真理”也不是本土词汇，也自于佛教。在佛教传入之前，古人关于真理的表述，只用一个“是”字。“是”有“正确”、“真理”、“知识”、“对”、“恰当”等诸多意思。从“用”的角度看，“是”最主要的意思为“恰当”，为“恰到好处”，能带来实践效果。何谓“是”？何谓“非”？实践效果才是唯一的检验标准。西方哲学讲究“为知识而知识”，形成了重知的传统；中国哲学关注实事大事，形成了重行的传统。“行”的原义是脚踏实地、走在路上。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行的解释是：“行，人之步趋也。从彳（cｈｉ），从亍（ｃｈｕ）。凡行之属，皆从行。”从“行”的原义里可以引申出践履、行动、探索、活动等多种意思，把这些意思用现代的哲学术语来说就是实践。行包含着目的性，对于目的的清楚了解和准确定位，就是中国哲学中的知。所以，中国哲学中的知，并不是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知识，而是与行、与实践密切相关的实用知识。这种知识来自实际，指导实际，故而中国古代哲学家往往把知与行相提并论，强调知必须落实到行动中。在中国哲学中，认识与实践、知与行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严格地说，在中国哲学中没有西方哲学中的那种认识论或知识论，有的是中国哲学特有的知行观。知行观讨论的问题，同认识论或知识论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区别。
　　知行观涵盖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论或认识论，但不能等号，因为它包含两个要素，一个“知”，一个“行”。“知”关涉知识论或认识论，而“行”则关涉实践论。在西方哲学中，从柏拉图开始，世界就被二重化了，以为有一个超越的理念世界，还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现象世界。按照这种世界观，知识源于理念世界，仿佛有一本“无字天书”，等待有缘人去读。在西方哲学中，知识论其实就是研究“无字天书”的读法，故而成为一个单独的话题。在西方哲学中，知识论和实践论分别是两个话题。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知识论为主题；而《实践理性批判》，则以实践论为主题。由于中国哲学家不认同二重化世界观，自然不会把知识论当中单独的哲学话题，而开辟了知行观论域。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研究，仍存在着一些误区。例如，有的研究者常常习惯于用研究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或知识论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家的知行观；有的研究者常常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同中国哲学家的知行观简单地加以比较、对勘，专挑中国哲学的不是；还有的研究者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只把古代哲学家的知行观当作批判的对象，而缺乏科学的态度和同情的理解。采用这些方法，显然不能揭示中国哲学知行观的内容和实质。我们应当从中国哲学实际出发，研究知行之辨的特点、途径以及其现代理论价值。
　　知行观论域显然比知识论宽，其中既有“知”，又有“行”，并且把两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何谓“知”？中国哲学家的看法与西方哲学家不一样。在中国哲学家眼里，“知”并不是对“无字天书”的解读，只是找到“行”的导向。对“行”的方法、路线、目标有清楚的了解，那就叫做“知”。西方哲学所讲“知”通常是狭义的，限制在事实知识的范围内，一般指科学知识；中国哲学所说的“知”是广义的，既包含着关于事实的“知”，也包含着关于价值的“知”，不完全是一个知识的话题，其中也包括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不单单是对或错的问题，还有一个得当或不得当的问题。由于中国哲学所说的“知”涵盖价值判断，不可能选择西方哲学中那种主客二分的理路。用从客观到主观的思路，可以解释关于事实的知识如何形成，但解释不了关于价值的知识如何形成。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不受客体性原则的限制。倘若脱离了主体性原则，根本就谈不上价值。价值的知识不能完全归结于客观事实，因其同作出价值判断的主体有密切关系。由于主体不同，对于同样的客观事实，可能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在猫的眼中，鱼是最具食用价值的美味；但在狗的眼中就不一样了。狗对鱼毫无兴趣，总会想找根骨头啃。
　　中国哲学家通常把“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叫做“见闻知识”，也就是关于事实的知识；另外一种叫做“天德良知”，也就是关于价值的知识。知行观既涉及价值之知，也涉及事实之知，复杂性超过了单纯的知识论。中国哲学家探讨知行观，关注的重点显然不在“见闻之知”，而在“天德良知”。关于“见闻之知”，中国哲学家通常会用经验论来解释；至于“天德良知”，往往会用先验论来解释。例如，张载认为，“天德良知”来自“大心”，与“闻见之知”无关。
　　在知行观视域中，“知”离不开“行”，“行”也离不开“知”。中国哲学家往往把“知”和“行”相提并论，以“知”为契入点，以“行”为归宿点。中国哲学家特别关切知对于行的有用性，对“纯粹理性”的兴趣，显然不像西方哲学家那么浓。西方哲学家特别重视“知”，而不管其是否有用，从而形成“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在西方哲学家眼里，“知”就是“知”，何必与“行”挂钩？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让我知道一个恒星的道理，叫我做波斯王都不干。”为什么要知道那个恒星的道理呢？赫拉克利特不抱任何实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已。“哲学起于好奇”的说法，适用于西方哲学家，不适用于中国哲学家。如果让中国哲学家在“当波斯王”和“知道恒星的道理”之间做出选择，恐怕都会选择前者。“当波斯王”有多实惠，而“知道恒星的道理”有什么用处呢？追问“知”有什么用，这是中国式的提问方式，不是西方式的提问方式。欧几里得几何学认为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点动成线，线动成面，面动成体，这套说法都是抽象的学理，并不跟任何具体的生产活动相联系，也不同任何效用相联系。西方学者编写《植物学概论》，特别注意分类和命名。中国哲学家不会认同这种“为知识而知识”的态度，或许会问：仅仅知道的植物叫什么名，有何用处？关键在于了解每种植物有什么用处。王充说：“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药，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论衡·超奇》）中国学者不会热心于编写什么《植物学概论》，却肯用心编写大部头的《本草纲目》，把每种植物的药用价值写得清清楚楚。　　

四

　　实事求是是先哲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它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息息相通。毛泽东同志把中国哲学中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对“实事求是”作了新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毛泽东选集》第3卷，801页。]毛泽东同志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把它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另一方面也用中国哲学的精华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邓小平同志正确地把实事求是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推倒“两个凡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找到了一条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比较落后、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自己的方式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执政为民，立党为公”，也以自己的方式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现任总书记习近平也在多次讲话中提及实事求是，要求各级干部“接地气”，多次论述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更高地举起实事求是的大旗。由此可见，献王倡导的实事求是传统，依然范导着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历史已经证明，还将继续证明：什么时候背离了实事求是路线，中国的事业发展便会陷入迷途；什么时候贯彻了实事求是路线，中国的事业发展便会高歌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