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霄：六经皆史纠谬兼例以《春秋公羊传》

六经皆史纠谬兼例以《春秋公羊传》

黄志霄

　　昔周室衰陵，彝伦斁圮，木铎岳降，弘亮鸿猷，镕钧六经，舄奕百代。比董子昌明大一统之义，独尊儒术而绌百家，厥崇六经而出诸书，经以是常，道以是彰。
　　洎乎西晋荀勗为《晋中经簿》，昉创“甲乙丙丁”四部，东晋李充修《晋元帝四部书目》，命为“经子史集”，唐魏征编《隋书·经籍志》，定“经史子集”至今。此古人目录学之分，于焉四部泾渭。
　　夫始之《诗》、《书》、《礼》、《乐》、《易》、《春秋》，相埒曩之《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大氐先王政典，初不为经。然得素王手定，迥异古史，判为两物，秩然成经，各得其所，的然经济，垂宪万世矣。
　　逮夫后世，憯有放言六经皆史，甚而厚贬至圣者，其非必申史，欲屈经抑圣则塙然无疑。哗世之论，本毋须道。佻巧之辈，何足算也？然今之世学绝道丧，旗靡辙乱；今之人犹陈刍狗，习非胜是，故势当纠之。以息学囿讙嚣之音，清士子懵腾之目焉。

　　
卷 上

　　
　　古来欲混经史为同体，镕鏐锴于一炉，其昭然者十余人。而后叶翼教抱道之士，深病詖辞之贼人、目论之误世，尝慨然駮之。诸贤所言，大抵先言愚之所欲言，窃不敢掠人之美而攘为己有，矧人微言轻辄强斥弱疑，故捃摭群议，壮己论资，于下厘而正焉：
　　六经皆史之论，考其滥觞，钱钟书以为出于先秦道家之非经。其于《管锥编》中云：
　　
　　《庄子·天运》记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又《天道》轮扁讥桓公读书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也已夫。’充类至尽，不特可以论儒藉，释道经典亦若是班。(1)
　　
　　儒经既为糟魄，则何经不然？况史岂非亦然？钱钟书其言良是。后于《谈艺录》曰：
　　
　　《三国志·荀彧传》注引何劭为《荀粲传》，记粲谓：‘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云云。是则以六经为存迹之书，乃道家之常言。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于此。(2)
　　
　　六经皆史之论，先生曾考之甚详。然指此为肇端，殆颇迂曲。盖庄老有知，其目史固为糟魄也。
　　钱宾四则以为源自于刘、班之诸子皆出于王官说。其于《中国史学名着》中云：
　　
　　研究他（指章学诚）的学问，该看重他讲古代学术史，从《汉书·艺文志》入门，然后才有‘六经皆史’一语。他说：‘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纶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这是说，六经祗是古代在政治一切实际作为上所遗下的一些东西，并不是几部空言义理的书。我们也可以改说：六经都是‘官书’。也可以说，六经都是当时衙门里的档案。或说是当时各衙门官吏的必读书。这几句话，也就是《汉书·艺文志》的‘王官之学’。(3)
　　
　　苟必欲溯源，此说可鉴。然刘、班之说，原非指经为史，且明言：“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4)是大六经也。
　　窃谓六经皆史倡自章学诚，而其渊源似追溯于此前指经为史者即可。史上实发此嚆矢者，直是儒门中人。隋之王通于其《中说》中与薛收云：
　　
　　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5)
　　
　　此其分六经之体裁，揣圣人之意旨也。然则吕诚之言：“书籍之以记载现象为主者，是为史。就现象加以揅求，发明公理者，则为经、子。”(6)斯平议也。三经虽出史而不复为史，圣人之徒，曾此之不能辨。第观其语气，绝无扬史抑经之意也。章学诚曾于其《文史通义·易教上》提及《中说》，《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引斯语，或此正启其端绪也。
　　唐之刘知己作《史通》，其卷一《六家第一》，述史家源流，便以《尚书》、《春秋》为六家之一：“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7)盖其从古文家言也。曷知其从古文家言耶？以其卷十四《惑经》、《申左》也。清皮鹿门先生已于《经学通论·春秋》独立两篇以驳。
　　嗣后王阳明曾谓五经亦史，其为儒家钜子，何有是论？《传习录》卷上载：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又曰：‘五经亦祗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其奸。’(8)
　　
　　盖其但求发明本心，虽为慢经之说，尚未尝有一丝尊史。五经既为圣人删定，如何复归其于史？若近人李俊卿云：
　　
　　经本是史文，但自经学成立以后，即变其性质。历史之于人生，言其意义，充其量不过知往察来，惩恶劝善而止耳，而经学则有为人生规律之意义。……经学之性质既在子史之间，而非子史甚明。虽经与经说皆为史料，此自史学言之耳。(9)
　　
　　愚谓以阳明子之明，反不如后学之识。其语既肤廓无当，遂为来叶开隙。如后之李贽，异端之尤，违轨于世，褊狭浅鄙，乃颺言：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10)
　　
　　其嚣嚣然必欲毁儒为盗而方罢，硜硜然必欲贬经入史而后快，复谓：
　　
　　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11)
　　
　　其倡童心说，攻伪道学，固无可厚非。然诋讦圣教也如此，甚甚矣。“六经皆史”，似昉见于此。
　　清代有钱大昕者，力挺史学，谓经史无二。其为赵翼《廿二史札记》作序云：
　　
　　经与史岂有二学哉？昔仲尼赞修六经，而《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汉世刘向父子校理秘文为《六略》，而《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着纪》列于春秋家，《高祖传》、《孝文传》列于儒家，初无经史之别。厥后兰台、东观，作者益繁，李充、荀勗等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然不闻陋史而荣经也。……嗣是道学诸儒讲求心性，惧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言之，而空疏浅薄者托以借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予谓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实非正也。”(12)
　　
　　此是书籍目录之分，经史何尝无分？且不论六经大义何如，以事理论之。经非无道事，史非无言理，然经重理，史重事，故从其重而分焉。则经精史粗，经正史杂之说，不为悬想明矣。钱以“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实非正也”之躛言，强为之说焉耳。其所谓“诃读史为玩物丧志”，盖指程颢之评门生谢良佐也。宋之道学，诚然不重史。朱子斥江浙史学，曰：“史什么学？祗是见得浅。”(13)其所以如是论者，盖恐史乱心意，此见于与吕祖谦书中可知：“示喻令学者兼看经史，甚善，……恐亦当令多就经中留意为佳。盖史书闹热，经书冷淡。后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看，此亦当预防也。”(14)其论陈亮：“看史祗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甫一生被史坏了。”(15)故朱子以为读书之序，必应如程子所教先经后史，云：“程夫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其序不可乱也。”(16)
　　今程朱若在，闻六经无非史学、孔子不过良史之宏论，未卜作何想？然则，愚知程朱喟然永叹则必矣！
　　夫真高张六经皆史之大纛，大书特书者，盖清代章学诚也。章氏自谓资质椎鲁，于经训未见领会。钱宾四以其《家书六》与《与族孙汝楠论学术》中自述作传略云：
　　
　　幼多病，十四岁《四子书》尚未卒业。十五六岁时，读书绝騃滞，日不过二三百言，犹不能久识。为文，虚字多不当理。廿一二岁以后，駸駸向长，纵览群书，尤好史部。(17)
　　
　　钱钟书谓章氏“知博学不能与东原、容甫辈比，遂沾沾焉以识力自命”，(18)其或如赵翼自云般“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浏览，爰取为日课”，(19)恐非谦词。想来经学难究，转而史学也。其着《文史通义》倡史义、史德，力主史学经世。然章氏“没有写过有关历史的书，祗写了些地方志，虽亦有关史学，但究已是史学旁支”，(20)平生以经世自勉，实不审其地方志何以经世？波及后来几人？而独以六经皆史说最为名世。其《文史通义》开卷即称：“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21)《答客问上》、《方志立三书议》等篇悉有论述。六经皆史，若指六经皆史材，愚固无间然。诚如吕诚之所言：“愚谓今言整理国故，识古书悉为史材则通，谓六经皆史则非。”(22)梁任公曾谓：
　　
　　章实斋说：‘六经皆史。’这句话我原不敢赞成，但从历史家的立脚点看，说‘六经皆史料’，那便通了。既如此说，则何止六经皆史，也可以说诸子皆史，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因为里头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和史部书同一价值。(23)
　　
　　群经之中如《尚书》， 如《左传》，全部分殆皆史料。《诗经》之中含有诗史性质者亦属纯粹之史料，前既言之矣。余如《易经》之卦辞爻辞，即殷周之际绝好史料。……又岂惟书籍而已？在寻常百姓家故纸堆中往往可以得极尊贵之史料。试举其例：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积年流水帐簿，以常识论之，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倘将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等数家自开店迄今之帐簿及城间乡间贫富旧家之帐簿各数种，用科学方法一为研究整理，则其为瑰宝，宁复可量？(24)
　　
　　然则章氏之意，乃是直指六经皆史学而已。若谓六经原皆先王之政典，则是，盖《诗》、《书》、《礼》、《乐》、《易》、《春秋》先孔子而有；今谓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则非，六经既经孔子删定，则非原样可知。见《史记·孔子世家》载：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旨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者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25)
　　
　　清今文学家廖季平有云：“<春秋>未修之先，有鲁之<春秋>；<书>、<诗>、<礼>、<乐>未修之先，亦有帝王之<书>、<诗>、<礼>、<乐>。修<春秋>，笔削全由孔子；修<诗>、<书>、<礼>、<乐>，笔削亦全由孔子。”(26)其及门蒙文通曾云：“未定之六籍，亦犹齐、楚旧法世传之史耳，巫师优为之。删定之书，则大义微言，灿然明备，唯七十子之徒、邹鲁之士、荐绅先生能言之。”(27)以六经皆先王政典而证六经皆史更无以立。
　　章氏《经解》篇云：“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28)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是何言欤？一者，六艺非尽为周公之政典；二者，六艺乃是孔子删定始为经。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此古文家家言也。其于《易教》中既知“夫子语颜渊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是斟酌百王，损益四代，为万世之圭臬也”，(29)于《答客问下》篇亦谓“夫子未删之<诗>、<书>，未定之<易>、<礼>、<春秋>，皆先王之旧典也。然非夫子之论定，则不可以传之学者矣”，(30)不虞竟又举周公以黜孔子，以为孔子学周公而已，不得谓之集大成。其《原道》篇云：
　　
　　周公成文、武之德，适当帝全王备，殷因夏监，至于无可复加之际，故得藉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斯乃所谓集大成也。孔子有德无位，即无从得制作之权，不得列于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圣，逊于周公也，时会使然也，……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体矣。‘祖述尧舜’，周公之志也；‘宪章文武’，周公之业也。一则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再则曰：‘甚矣吾衰，不复梦见周公。’又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又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哀公问政，则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或问‘仲尼焉学？’子贡以谓‘文武之道，未坠于地。’‘述而不作’，周公之旧典也；‘好古敏求’，周公之遗籍也。……故隋唐以前，学校并祀周、孔，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盖言制作之为圣，而立教之为师。(31)
　　
　　此古文旧说，諓諓之辞耳。愚虽不敏，然绝不敢苟同。苟如是，孔子之圣何见？欣见晚世今文学派皮鹿门、廖季平、康南海三先生，皆曾各自于其《经学历史》、《知圣篇》、《孔子改制考》驳斥古文经学之余，亦已然反诘章氏。以次迻录三先生文：
　　
　　孔子所定之《诗》、《书》，以为并无义例；则孔子于《诗》、《书》，不过如昭明之《文选》、姚铉之《唐文粹》，编辑一过，稍有去取。王柏又作《诗疑》、《书疑》，恣意删改，使无完肤，而《诗》、《书》大乱矣。孔子所作之《春秋》，以为本周公之凡例；则孔子于《春秋》，不过如《汉书》之本《史记》、《后汉书》之本《三国志》，钞录一过，稍有增损。杜《注》、孔《疏》又不信一字褒贬，概以为阙文疑义；王安石乃以《春秋》为断烂朝报，而《春秋》几废矣。凡此皆由不知孔子作《六经》教万世之旨，不信汉人之说，横生臆见，诋毁先儒。始于疑经，渐至非圣。或尊周公以压孔子，（如杜预之说《春秋》是）或尊伏羲、文王以压孔子，（如宋人之说《易》是）孔子手定之经，非特不用以教世，且不以经为孔子手定，而属之他人。经学不明，孔教不尊，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故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32)
　　
　　宰我、子贡以孔子‘远过尧舜’，‘生民未有’。先儒论其事实，皆以归之六经。旧说以六经为帝王陈迹，庄生所谓‘刍狗’，孔子删定而行之。窃以作者谓圣，述者为贤，使皆旧文，则孔子之修六经，不过如今之评文选诗，纵其选择精审，亦不谓选者远过作者。夫述旧文，习典礼，两汉贤士大夫与夫史官类优为之，可覆案也，何以天下万世独宗孔子？则所谓立来、绥和、过化、存神之迹全无所见，安得谓‘生民未有’耶？说者不能不进一解，以为孔子继二帝三王之统，斟酌损益，以为一王之法，达者献之王者，穷者传于后世。缵修六经，实是参用四代，有损益于其间，非但钞袭旧文而已。执是说也，是即答颜子兼采四代，《中庸》之‘祖述’、‘宪章’，《孟子》之‘有王者起，比来取法’也。(33)
　　
　　孔子为教主，为神明圣王，配天地，育万物。无人无事无义，不围范于孔子大道中，乃所以为生民未有之‘大成至圣’也。而求孔子之大道，乃无一字，仅有弟子所记之语录，曰《论语》，据赴告策书钞誊之断烂朝报，曰《春秋》耳。若《诗》、《书》、《礼》、《乐》、《易》，皆伏羲、夏、商、文王、周公之旧典，于孔子无与，则孔子仅为后世之贤士大夫，比之康成、朱子，尚未及也，岂足为生民未有、范围万世之至圣哉？章实斋谓集大成者周公也，非孔子也，其说可谓背谬极矣！然如旧说，《诗》、《书》、《礼》、《乐》、《易》，皆周公作，孔子仅在明者述之之列，则是说岂非实录哉？汉以来皆祀孔子为先圣也。唐贞观乃以周公为先圣，而黜孔子为先师。孔子以圣被黜，可谓极背谬矣。然如旧说，《诗》、《书》、《礼》、《乐》、《易》，皆周公作，孔子仅在删赞之列，孔子之仅为先师而不为先圣，比于伏生、申公，岂不宜哉？然以《诗》、《书》、《礼》、《乐》、《易》，为先王周公旧典，《春秋》为赴告策书，乃刘歆创伪古文后之说也。歆欲夺孔子之圣，而改其圣法，故以周公易孔子也。汉以前无是说也。(34)
　　
　　三先生干城御侮，意辞大致相类。今古文经两家素争孔子、周公之上下，六经之谁为，然初本非如此，刘歆之《移让太常博士书》，初犹以孔子为尊，以六经为其亲着；班固《艺文志》以《七略》为蓝本，而屡称孔子，不道周公。迨汉明帝学校并祀周孔，郑君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盖古文家厥夺孔子之功，归诸周公，则作者为圣，述者为师矣。后世浅者憯妄更甚，殆非刘、班所能料，亦非刘、班所愿见，然其尤不可逭也。章氏蹈袭其说，而嗤者颇众，国学大师马一浮亦深不以为然，为此同里愧煞。于《泰和宜山会语》中云：
　　
　　吾乡章实斋作《文史通义》，创为‘六经皆史’之说，以六经皆先王政典，守在王官，古无私家著述之例，遂以孔子之业并属周公，不知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乃以其道言之。若政典，则三王不同礼，五帝不同乐，且孔子称《韶》《武》，则明有抑扬，论十世，则知其损益，并不专主于‘从周’也。信如章氏所之说，则孔子未尝为卜，不得系《易》；未尝为鲁史，亦不得修《春秋》矣。《十翼》之文，广大悉备，太卜专掌卜筮，岂足以知之；笔削之旨，游、夏莫赞，亦断非鲁史所能与也。‘以吏为师’，秦之弊法，章氏必为逥护，以为三代之遗，是诚何心！(35)
　　
　　马一浮又曾云：“《太史公自序》附于《春秋》，史部本为经之支流，后世史书多不足以语此，惟《纲目》为有此义。章实斋所云‘六经皆史’，实颠倒见耳。”(36)
　　章氏屡引夫子“述而不作”之语，以为六经皆周公旧典而孔子无作之据。如《言公上》篇：“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艺皆周公之旧典，夫子无所事作也。”(37)廖季平曾谓：“其云‘述而不作’，言‘不作’即作也，言‘述’即非述也。”(38)解似牵强。孔子自谓“述而不作”，窃谓早岁之语也。而后有作，容想念之转变。不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39)乎？以此。不尔，则孔子时所谓“作”者，自行创作之意也，而六经之作，皆有所本。故“述而不作”之说，乌得为孔子与六经无涉之据？章氏又谓：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40)?
　　
　　先圣先王之道自不可见，此庸待绕舌乎？章氏既言道不离器、六经皆器，则何不能守六经？道固在此器之中，道亦在天下事物之中，何有相悖？但见其言之背耳。彼谓“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实射汉、宋两学也。钱宾四于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一书中谓章氏所以唱六经皆史之说者，“盖所以救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覈求道之流弊”，(41)引据论云：
　　
　　实斋着《通义》，实为箴砭当时经学而发，此意则知者甚尠。实斋《上辛楣宫詹》一书，颇道其崖略。谓：‘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 ……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此绝非泛泛牢骚语，所谓‘世俗风尚’，即指经学，《通义》、《校雠》两书则为挽救经学流弊而作，其意甚显白。(42)
　　
　　是说甚善。满清文网既密，乾嘉学人惟攻汉学，鲜有经济之旨，章氏遂乘患相攻，明知“六经之于典籍也，犹天之有日月也”， (43)犹昌六经皆史、史学经济之说。且不徒攻讦汉学，犹有宋学也。盖无论宋、汉学，咸守六经。然若谓六经皆史之说缘此，则章氏于《报孙渊如书》中，甚谓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何解？曰：身为史家大史学也。此谅是前承王世贞，王氏曾曰：“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王之世，若泯若灭，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44)而以其所见，史学之大，无与仪比。苟依其论，莫如国学名可以休，代以史学名可矣。傥云史学可该一切，则马一浮先生以为六艺统诸子，六艺统四部，且谓“六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45)亦不为过矣。马一浮论史曰：
　　
　　司马迁作《史记》，自附于《春秋》，《班志》因之。纪传虽由史公所创，实兼用编年之法；多录诏令奏议，则亦《尚书》之遗意。诸志特详典制，则出于《礼》，如《地理志》祖《禹贡》，《职官志》祖《周官》，准此可推。记事本末则左氏之遗则也。史学巨制，莫如《通典》《通志》《通考》，世称‘三通’，然当并《通鉴》计之为四通。编年记事出于《春秋》，多存论议出于《尚书》，记典制者出于《礼》。判其失亦有三：曰诬，曰烦，曰乱。知此，则知诸史悉统于《书》、《礼》、《春秋》，而史学之名可不立也。”(46)
　　
　　于焉自章学诚倡六经皆史论以降，后之相合者甚众，承讹臆断，自是嚣嚣，犹几为定论矣。便是曾师承今文大家刘申受之龚定庵亦因之，竟谓：
　　
　　夫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47)
　　
　　廖季平乃斥曰：“龚定庵犹以六经为古史，真属盲人临深，学人犹推崇其说，过矣。”(48)廖先生平生学说，以尊孔尊经为主，如此训龚，实未厚责。愚以为龚氏真今文学派中大不醇者，徒读师书，有辱刘门矣。钱宾四谓龚氏前承章学诚，曰：“而定庵为文，固时袭实斋之绪余者。公羊今文之说，其实与六经皆史之意相通流。”(49)此说可诧。愚实不知公羊今文之说，如何克与六经皆史之意相通流耶？龚自珍又从古文家言，以为孔子未尝作经，其云：“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50)皮鹿门乃于《经学历史》追难：“如龚氏言，不知何以解夫子之作<春秋>。是犹惑于刘歆、杜预之说，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之义也。”(51)皮鹿门曾云：“孔子以前，不得有经；犹之李耳既出，始着五千之言；释迦未生，不传七佛之论也。”(52)今文之言，良有以也，愚大率引为同调。
　　后皖派章炳麟成《訄书》，《清儒》篇云：“六艺，史也。”(53)其讲学明曰：
　　
　　 ‘六经皆史也’,这句话评细考察起来，实在很不错。在祗六经里面，《尚书》、《春秋》都是记事的典籍，我们当然可以说他们是史。《诗经》大半为国事而作……，也可以说是史。《礼经》是记载古代典章制度的，……在后世本是史的一部分。《乐经》虽是失去，想是记载乐谱和制度的典籍，也含史的性状。祗有《易经》一书，看起来象是和史没关，但实际上也是史，……因此可见《六经》无一非史，后人于史之外，别立为经，推尊过甚，更有些近于宗教。(54)
　　
　　章炳麟亦传经学，然如马一浮所言：“微论一般人，章太炎之尊经，即以经为史，而其原本实出于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论，真可谓流毒天下，误尽苍生！此其人未尝知有身心性命之理，故有此说。实则<春秋>如以史书观之，真所谓‘断烂朝报’矣。”(55)又言：“晚近学术影响之大，莫如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论。章太炎、胡适之皆其支流。然而太炎之后，一变而为疑古学派，此则太炎所不及料者也。”(56)章炳麟又曾于其《訄书》中，作《尊史》，且有所谓《订孔》曰：“孔氏，古之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机玉斗矣。谈、迁嗣之，后有<七略>。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57)斯何人哉？敢进退孔子？视孔子为史，妄比刘歆，诚古文经学派后劲也。然则刘歆有知，恐惊其于九原之下，主臣无极矣。康南海有言：
　　
　　孔子之为教主，为神明圣王，何在？曰：在六经。六经皆孔子所作也，汉以前之说莫不然也。学者知六经为孔子所作，然后孔子之为大圣，为教主，范围万世而独称尊者，乃可明也。知孔子为教主、六经为孔子所作，然后知孔子拨乱世、致太平之功，凡有血气者，皆日被其殊功大德，而不可忘也。汉前旧说犹有存者，披录而发明之，拯坠日于虞渊，洗雺雾于千载，庶几大道复明，圣文益昭焉。(58)
　　
　　章炳麟拘阂于古文经，厥贬孔子为良史，黜六经为史学，是不识六经大义也。是故皮鹿门曾云：
　　
　　经学不明，则孔子不尊。孔子不得位，无功业表见。晚定六经以教万世，尊之者以为万世师表。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无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贤于尧舜，为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删定六经。(59)
　　
　　夫贬经为史，嗜悦者远不止以上所举诸人。相与和者，犹有唐陆鲁望，宋刘恕、陈甫良，元郝伯常、刘因，明宋濂、潘府、胡应麟，清顾炎武、彭任、傅山、袁枚等，至有近世顾颉刚、钱玄同之流，更无论矣。诸人尝有是语，特大底偶及，或但涉某经，或就两部分别言，如南宋王应麟引陆鲁望语：“六籍之中，有经有史，<礼>、<诗>、<易>为经，<书>、<春秋>实史耳。”(60)又如明季清初顾炎武谓：“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亦然。”(61)兹不赘述。其所以贬经为史者，大凡有四。以古文经学为奥援，斥今文家言，如章炳麟者，此一也；雠道德之说教，恶礼乐之缚己，如李贽者，此二也；身为史家，申史以壮己，如章学诚者，此三也；夫人之性，常不甘守旧说，喜为新奇怪论，此种人尤为多矣，此其四也。
　　钱钟书以为王阳明、章学诚、龚自珍之说犹不能尽意，率谓：“概不知若经若子若集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征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岂特六经而已哉？”(62)此其所谓史者，当指已成历史。若谓经学无非史学，纵可以胜人之口，亦不能服人之心。夫六经之功用，《礼记·经解》篇有述：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63)
　　
　　太史公有云：
　　
　　《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64)
　　
　　《庄子·天下篇》亦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65)且如李俊卿所言：
　　
　　吾国既有经学以后，经学遂为吾国人之大宪章。经学可以规定私人与天下国家之理想，圣君贤相经营天下，以经学为模范，私人生活以经学为楷式，故评论政治得失，衡量人物优劣，皆以经学为权衡，无论国家与私人之设施，皆须于经学上有其根据，经学与时王之律令有同等效用，而经学可以产生律令，修正律令。在吾国人心目中，国家之法律不过一时之规定，而经学则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古长存。董生言‘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也。经为明道之书，故经学为万古不变之道，故吾以为常法释经学最为得当。(66)
　　
　　岂史学所能媲美乎？愚固不敢轻史，史之大，亦非愚所能轻，然经史不分，安敢妄从？经固经，史固史。愚读鹿门先生书，见其于经史之辨，尝三致意焉：“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史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67)此持中的论也。廖季平言：“经学与史学不同，史以断代为准，经乃百代之书。”(68)学者于此不辨，何必论经史？质言之，六经原可归诸史，然经孔子制作，乃为万世垂法，不刊鸿教，故为经。
　　上所引驳者，论嫌泛泛，似犹不足以斥六经皆史之爽缪。而贬经为史者，指认最多之经，莫过于《春秋》。盖《春秋》原洵鲁史，虽成经而犹编年述事，至肖史也,故首当其冲。今为别白正中，于下卷略为之说。

　
卷 下

　　
　　《春秋》也者，本春秋各国国史之名，史书而已。特孔子取之，句除修订，以寓微言大义。孔子之作《春秋》，昉见于《孟子》。《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69)可知其所以作，可知《春秋》有孔子之义。又谓：“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70)可知居功厥伟，可知有笔伐乱臣贼子之义。《孟子·离娄下》亦云：“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71)可知王道已没，可知孔子以义寓之。
　　太史公论孔子删定六经，于《春秋》尤详。论《春秋》之所以作，论《春秋》之大义，论《春秋》之功用。其于《孔子世家》载：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旨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者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72)
　　
　　于《太史公自序》云：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73)
　　
　　文献昭然如此，圣意炳然如此，后世小子，曷无睹哉？
　　昔伊川先生作《春秋传序》，曰：“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74)然则后学无识，狂悖者不绝。
　　章学诚虽知“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 (75)犹指其为史。史学经世固善，文以贯道，史亦宜贯道也。然则“通经致用，为儒林之标准”， (76)经世固经学之必本。
　　章炳麟虽知“<春秋>者，可以封岱宗，配无极”，(77)又谓“今异<春秋>于史，是犹异仓颉于史籀、李斯，祗见惑也”， (78)真知而未知者也。其譬不类，依愚观焉，今同六经于史，则犹同孔子于马迁、班固，但见抑矣。梁任公尝愤然云：“<春秋>二百四十年，乃仅得一万九千字，犹复漏略芜杂，毫无体例，何其陋欤？故使<春秋>而果为记事之史也，吾谓左丘明贤于孔子远矣。”(79)诚然，以史观焉，《左氏》之富于《春秋》也。
　　 李俊卿于其《经学通论·论读三传》论《春秋》为经非史：
　　
　　龚先生曰：‘孟子明言孔子作<春秋>，则<春秋>是作而非述。孟子明言其事其文其义，则<春秋>重义不重事，是经而非史。盖史者据事直书，为其事而止。经则以义为主，凡所纪之事，皆以明义，苟无当于义者，虽大事不悉书；苟可以见义者，虽小事必具录。此<春秋>之为经，所以与史异也。(80)
　　
　　其所引龚先生不知何许人，又引其言驳章炳麟之说，曰：
　　
　　又驳章先生‘经史分部始于荀勗，以今文学家异<春秋>于史为非’之说曰：‘不知经史之异在性质不再形貌。依太史公之闳意眇旨，独自谓整齐故事，不知拟于<春秋>，又知经史自有区别，徒执目录家经史部录之法言之，于义无当也。’(81)
　　
　　北宋之刘原父，着有《春秋权衡》一书，为驳杜预，于经史之别，尝设有一精妙之譬：
　　
　　故《春秋》一也，鲁人记之，则为史；仲尼修之，则为经。经出于史，而史非经也。史可以为经，而经非史也。譬如攻石取玉，玉之产于石，必也，而石不可谓之玉；披沙取金，金之产于沙，必也，而沙不可谓之金。鲁国之史，贤人之记，沙之与石也；《春秋》之法，仲尼之笔，金之与玉也。金玉必待拣择追琢而后见，《春秋》亦待笔削改易而后成也。谓《春秋》之文皆旧史所记，无用仲尼者，是谓金玉不待拣择追琢而得，非其类矣。(82)
　　
　　此驳杜之说，亦申经史之别。足以醒其沉醉，分淄渑，辨是非。皮鹿门亦为赞赏不已：“刘氏分别经史，义极精确，即以左氏传义，駮杜预经出旧史之非，尤足以关其口，<春秋>是为万世作经，为后人立法，圣人待笔，空前绝后，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书，前古未见。”( 83)又曰：“知有后世知丘罪丘之言，则知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者，尤大谬矣。”(84)且不论《春秋》本经何如，若祗是史，孔子何以自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85)若祗是史，孟子又何以有“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86)之誉？若祗是史，太史公又何以有“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87)云云之美？
　　嗟！论可以休，据弗引矣。
　　兹具论《春秋》经，更相以明。然今之《春秋》一经三传，曰《公羊》，曰《毂梁》，曰《左氏》。以何为是？
　　或谓《史记》、《荀子》、《韩非子》、《淮南鸿烈》皆多有称，是俱以《左传》为《春秋》也。实则《春秋》微隐，未书竹帛以远害，故《公》、《谷》皆系口传。至于《左传》之作，太史公有明文：“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88)以此可知，盖左丘明惧口传日久生变，故取孔子史记，即孔子作《春秋》经之蓝本而成《左氏春秋》，譬《虞氏春秋》、《吕氏春秋》之属，于汉更名为《春秋左氏传》。刘歆竟引《左传》解《春秋》经，若《左传》本是解《春秋》之传，何必由其转相发明？刘、桓、班、杜犹以为“左丘明受经于仲尼”，(89)然则《仲尼弟子列传》无载，孔门七十子皆不能而必假左氏之手乎？孔颖达反嗤《公》、《谷》为“道听途说之学，或日或月，妄生褒贬”，(90)孔氏非授于孔门，何知其日月本无褒贬？须知《公羊》虽于汉景帝方着于竹帛，然五代口授，斯孔子授子夏以《春秋》，“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着于竹帛。”(91)
　　《左》具论史事，《公》、《谷》阐义理，此不争之实也。《左氏》不惟《春秋》有经文而无解，《春秋》无经文而自为传，故如歆言汉博士“谓<左氏>为不传<春秋>”(92)也。《公》、《谷》解经或不免乖异，《左氏》则强经就传，殊为可惧。按《左》云从赴告，用旧史，则《春秋》无非抄录，杜、孔以为日月、州国、人名、字爵但又不具，则谓经阙文。其五十凡，多有失凡。故刘原父《春秋权衡》开卷即云“前汉诸儒不肯为<左氏>学者，为其是非缪于圣人也，故曰：‘<左氏>不传<春秋>，此无疑也。’”(93)
　　然自郑玄箴《左氏膏肓》、发《公羊墨守》、起《毂梁废疾》，公羊主将何邵公失利；杜预《集解》，《左氏》学显，《公》、《谷》式微；唐定《五经正义》取《左》，于是乎《左氏》俨然高置于《公》、《谷》之上矣。三传之废兴，实系于人才之盛衰，君王之好恶。今日之《左氏》特昌，《公》、《谷》无闻，岂传之优劣使然哉？是所深太息者也！刘、郑、杜、孔，固是《左氏》之功臣，更是《春秋》之罪人。此诚千古极不平之事也。斯有数乎？固也。
　　今文家素严经史之别，更严《公》、《左》之别。皮鹿门有云：“经史提列所以异者，史是据史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春秋>是经，<左氏>是史。”(94)或曰：皮鹿门，今文家言耳，何足为凭？然则再举朱子。朱子于《春秋》虽不曾着力，尚有识三传精麤之能。自谓“某尝谓<春秋>难看，平生所以不敢说着” (95)，然犹知《左氏》记事详，《公》、《谷》主义理，乃曰：“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96)
　　按俞樾门人崔怀瑾所作《春秋复始》，《公羊》本与《春秋》同为一书，后始分出。其曰：“西汉之初，所谓<春秋>者，合经与传而名焉者也。传者，后世所谓<公羊传>也。其始不但无<公羊传>之名亦无<传>之名，统谓之<春秋>而已。”(97)又谓《谷》是古文，此非本文必及，故于此不论。吕诚之深以为然，亦谓：“<公羊>一书，自有古学后，乃抑之与<左传>、<谷梁>同列，并称三传。其实前此所谓<春秋>者，皆合今之<经>与<公羊传>而言之，崔适<春秋复始>，考证甚详，（其实诸经皆然，今之<仪礼>中即有传，<易>之<系辞传>亦与经并列）今之所谓<春秋经>者，乃从《公羊>中摘出耳。”(98)又曰：“<左氏>是史，<春秋>为经；<春秋>之义，不存于<左氏>，<左氏>之事，足以考<春秋>，则持平之论也。”(99)善哉斯言也。
　　要之，《左氏》主事，《公》、《谷》主义，実千古不易之论。而《公羊》专微言大义，《谷梁》惟传大义，不及张三世、通三统、异内外、建五始诸大旨，晋范宁为之集解而犹有微辞，崔怀瑾指其为古文经。且《公》先《谷》后，《谷梁》远较《公羊》麄觕，淡泊鲜味，实远输之。揅《春秋》经，必取《公羊》，故以《公羊》粗论之。
　　
　　《春秋公羊传》为经异史者，一曰经有讳义。
　　史在据史直书，绝无隐讳之理。《史记·晋世家九》载：
　　
　　盾遂奔，未出晋境。乙丑，盾昆弟将军赵穿袭杀灵公于桃而迎赵盾。赵盾素贵，得民和；灵公少，侈，民不附，故为弑易。盾复位。晋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视于朝。盾曰：‘弑者赵穿，我无罪。’太史曰：‘子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诛国乱，非子而谁？’孔子闻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宣子，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出疆乃免。’(100)
　　
　　孔子所以称董狐为良史，盖书法不隐。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曹刿语庄公：“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 (101)盖指君之言行，史官无不书之理。杜预以为“掩恶扬善，义存君亲，皆当时臣子率意而隐，故无浅深之准”， (102)刘原父于《春秋权衡》卷四引曹刿言驳之曰：“讳国恶者，非史官之事，<春秋>之意也。为之臣子率意为君父讳，非也。臣之意，莫不欲尊其君，子之意莫不欲美其亲，如此国史为无有实事，皆虚美也，谓之史可乎？”(103)皮鹿门善之。《左传》闵公二年，“<经>书：‘秋，八月，辛丑，公薨。’<传>曰：‘实弑，书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讳之。’”(104)此亦杜预故为之说也。刘原父明于《春秋权衡》卷三驳之：“然则杜意以谓史当讳国恶矣，诸称公薨者，皆时史之文，仲尼因之也。非也。古者史不讳国恶，恶有不记者，其罪死，以直为职者也。”(105)
　　《论语·述而》篇载：“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106)夫昭公娶于同姓，非礼也。巫马期尚且知之，夫子焉有不晓？所以不言国恶者，盖讳之然也。第讳礼非史官之事，更何须说？故《说文解字》训“史”曰：“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107)就其事而实书之，不参己见也。此谅无异议。
　　察《春秋》之义，扬善无论，亦有讳焉。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闵公元年，“<经>书：‘冬，齐仲孙来。’<传>曰：‘齐仲孙者何？公子庆父也。公子庆父则曷为谓之齐仲孙？系之齐也。曷为系之齐？外之也。曷为外之？<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108)
　　为中国讳。襄公二年，“<经>书：‘冬，仲孙蔑会晋荀【上艹中冖下缶，乙耕反】、齐崔杼、宋华元、卫孙林父、曹人、邾娄人、滕人、薛人、小邾娄人于戚，遂城虎牢。’<传>曰：‘虎牢者何？郑之邑也。其言城之何？ 取之也。取之则局为不言取之？为中国讳也。曷为为中国讳？讳伐丧也。曷为不系乎郑？为中国讳也。’”(109)另见襄公七年、襄公八年。盖本内诸夏外夷狄之旨，详见下。
　　为同姓之灭讳。哀公八年，“<经>书：‘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传>曰：’曹伯阳何以名？绝。曷为绝之？灭也。曷为不言其灭？讳同姓之灭也。何讳乎同姓之灭？力能救之而不救也。’”(110)
　　为内大恶讳。隐公二年，“<经>书：‘无骇帅师入极。’<传>云：‘无骇者何？展无骇也。何以不氏？贬。曷为贬？疾始灭也。始灭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易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此灭也，其言入何？内大恶，讳也。”(111)另见隐公十年、桓公二年、昭公四年、哀公七年。
　　文所以讳者，人情也，亦礼也。而是非善恶自在人心，盖知其然固知其然，不知其然者自无庸特告。故《春秋》之有讳义也。
　　 《春秋公羊传》为经异史者，二曰有所不书。
　　孔子本《春秋》，然句抹甚多，约文示意，以就发挥。此亦正《左传》有载而《春秋》无述之故也。
　　《公羊》有三世之义，故有书不书之义。详见下。
　　隐公十年，“<经>书：‘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已取防。’<传>云：‘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112)
　　隐公元年：
　　
　　《经》书：‘公子益师卒。’《传》曰：‘……于所见之世，恩巳与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日录之，‘丙申，季孙隐如卒’是也。于所闻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杀，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孙得臣卒’是也。于所传闻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浅，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师、无骇卒是也。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至所见之世，着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113)
　　
　　谓昭、定、哀三公时，大夫卒，有罪无罪，皆日录之，崇仁义，讥二名；文、宣、成、襄四公时，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者不日略之，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隐、桓、庄、闵、僖五公时，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
　　所传闻世，外离会不书，故吕诚之有“诸侯盟会，前半皆寥寥数国，愈后而其国愈多。若拨弃<公羊>之义，即作为史事读，岂春秋诸国，其初皆不相往来者乎”(114)之说。
　　发清公羊学先声之庄方耕，于《春秋要指》谓：
　　
　　《春秋》之义，不可书则辟之，不忍书则隐之，不足书则去之，不胜书则省之。辞有据正，则不当书者皆书其可书，以见其所不可书；辞有诡正，而书者皆隐其所大不忍、辟其所大不可，而后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事若可去可省而书者，常人之所轻，圣人之所重。《春秋》非记事之史，不书多于书，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不书。(115)
　　
　　《春秋公羊传》为经异史者，三曰微言大义。
　　《春秋》一经，“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116)故口授子夏之徒，口传至汉景时帝，五传公羊寿与其弟子胡毋生始着于竹帛。而任城何邵公出，十七年覃思不窥门，作《春秋公羊解诂》，何邵公非是臆见解传，其谓“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117)所谓条列云者，即观摩经文书法之异同，譬如事同辞异，辞同事异之属，书与不书、日与不日等等，寻可寻之迹象，而得其义，是为条例。刘申受有云：
　　
　　传《春秋》者，言人人殊。惟公羊氏五传，当汉景时，乃与弟子胡母子都等记于竹帛。是时大儒董生下帷三年，讲明而达其用，而学大兴。故其对武帝曰：‘非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皆绝之弗使复进。’汉之吏治经术，彬彬乎近古者，董生治《春秋》倡之也。胡母生虽着条例，而弟子遂者绝少，故其名不及董生，而其书之显亦不及《繁露》。绵延迄于东汉之季，郑众、贾逵之徒，曲学阿世，扇中垒之毒焰，鼓图谶之妖氛，几使羲辔重昏，昆仑绝纽。赖有任城何邵公氏，修学卓识，审决白黑而定，寻董、胡之绪，补庄、颜之缺，断陈元、范升之讼，针明、赤之疾，研精覃思，十有七年，密若禽、墨之守御，义胜桓、文之节制，五经之师，罕能及之。(118)
　　
　　何邵公谓《春秋》设有三科、九旨、五始、七等、六辅、二类、七缺之义，其《春秋文谥例》云：
　　
　　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国、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辅者，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师辅君，诸夏辅京师是也。二类者，人事与灾异是也。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隐、桓之祸生，是为夫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为妇之道缺也；大夫无罪而致戮，为君之道缺也；臣而害上，为臣之道缺也；僖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杀其世子痤’，残虐枉杀其子，是为父之道缺也；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是为子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已卯，蒸’，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尝’，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郊祀不脩，周公之礼缺，是为七缺也矣。(119)
　　
　　三科九旨之说，为《公羊》所最重。唐徐彦疏《春秋公羊解诂》又引汉季宋衷言：“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时与日月，详略之旨也；王与天王天子，是录远近亲疏之旨也；讥与贬绝，则轻重之旨也。”(120)徐彦谓两者绝无与，实则宋衷所言“张三世”与何邵公所言“二科六旨”极似，宋衷所言“存三统”与何邵公所言“二科六旨”极似， 宋衷所言“异内外”与何邵公所言“三科六旨”极似。至于九旨本应在三科之内，非另有九旨。清代孔广森亦另立“三科九旨”，然其和甚微，终以何邵公说为正统，甚或谓三科九旨之说，《公羊》无明文。非也。诚如刘申受言：“又有意以为三科之义，不见于<传>文，止出于何氏解诂，疑非<公羊>本义，无论元年文王、成周宣谢、杞子、滕侯之明文，且何氏序明言‘依胡毋生条例’，又有董生之<繁露>，太史公之<史记>自序、<孔子世家>，皆<公羊>先师七十子遗说，不特非何氏臆造，亦非董胡特创也。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尚奚微言之与有？”(121)又云：
　　
　　《春秋》之有公羊氏也，岂第异于《左氏》而已，亦且异于《毂梁》。《史记》言《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以制义法，为有所刺讥褒讳抑损之文不可以书见也，故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汉书》言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夫使无口受之微言大义，则人人可以属词比事而得之，赵汸、崔子方何必不与游、夏同识？惟无其张三世、通三统之义贯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碍，左支而右绌。(122)
　　
　　夫微何公，《春秋》之义几熄矣。设无条例，虽程朱皓首而不能登堂。
　　太史公有云：“<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123) 史书何得若斯？夫《春秋》之义，大指凡十：曰存三统、张三世、异内外、大一统、讨论贼、严夷夏、美行权、明灾异、直复雠、主改制。迥非史之可备，遑论代焉。略陈于下：
　　其一存三统。即上何邵公所云“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
　　夫西狩获麟，孔子知道之不行，周之将亡，遂作《春秋》据鲁以言王者之行事。隐公元年，“<经>书：‘元年，春，王正月。’”(124)诸侯不得称元，而鲁称元，乃据鲁为王也。“<经>书：‘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眛。’<传>曰：‘……因其可褒而褒之。’<解诂>云：‘<春秋>王鲁，讬隐公以为始受命王，因仪父先与隐公盟，可假以见褒赏之法，故云尔。’”(125)何邵公王鲁之说，另见于隐公二年、隐公三年、隐公七年、隐公八年、隐公十一年、庄公二十三年、庄公三十一年、僖公三年、昭公三十一年、定公四年。
　　隐公十一年，“<经>书：‘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传>曰：‘其言朝何？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国也。’<解诂>云：‘略小国也。称侯者，<春秋>托隐公